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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感谢韩国海洋大学法学博士､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金万红教授提供的有关韩国《行政基本法》的资料。
最后，关于合宪性法律解释。例如，有一种最极端的观点就是完全否认我国存在宪法性法律。
从规范实质来看，诸如刑法、行政法（尤其处罚法、规制法）、竞争法等体现国家对社会或私人领域介入的部门法，才会经常与《宪法》条文形成直接关联——主要就是与基本权利形成冲突或权衡关系。其实，我们确实有不同的术语去概括这种实质属性，如法律部门、法律调整对象，等等。越是趋于强硬的形式主义宪法观，越执着于突出《宪法》的最高法属性并由此扩张宪法具体化的覆盖范围，以至于让这个原本真实而必要的论题逐渐泛化、失焦。1.《宪法》与宪制性人大立法 宪制性人大立法是否应该或实际是《宪法》的具体化？答案都是肯定的。但这种观念夸大了现行《宪法》的完备性，也误用了根本法概念，导致在面对宪法变迁、宪法/部门法关系等重要议题时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理论阐释。
他说，无论是民法典整体，还是其中的具体规范，都只能处于宪法实施法的功能定位上。[38]具体就民法而言，叶教授更认为，民法实际上是借由立法机关之手，将民间规则转化为国家法律——他称之为确认性立法或法律的‘发现——它们显然不能简单称作宪法规范的具体化，也不是宪法的实施细则。对于这种分层、分步、分阶段推进行政法典化的立场，学界和实务界几乎达成一致。
[xi] 参见杨建顺：《行政规制与权利保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四、行政法学体系的架构。其根本原因在于实际行政活动的规律并不是那么容易把握全、把握准、把握透。对于以行政和行政法为研究对象的行政法学来说，体系化是其孜孜以求的目标，故而行政法学体系在发展方向上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对于行政法之法典化具有较强的引导和支撑作用。[32] [法]菲利普·热斯塔茨､[法]克里斯托弗·雅曼：《作为一种法律渊源的学说———法国法学的历程》，朱明哲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00页。
从长远来看，科学的行政法体系需要科学的行政法学研究成果提供给养，不断产出系统且深入的行政法学研究成果，才能供行政法典化可持续发展。从世界范围来看，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时期，对不同意涵的统一行政法典的探索，对于我们全面、科学、准确地认识和把握行政法、行政法学乃至行政法典的问题，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行政程序法》的调研讨论已经有多年积累，也曾进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和《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都专门提及，说明了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对于行政法典化的推进路径、阶段安排、资源调配等问题，依然存在不同观点。[23] 高秦伟：《反思行政法学的教义立场与方法论学说———阅读‹德国公法史（1800-1914）：国家法学说和行政学›之后》，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2期，第178页。所以，在确认健全规范共同行政行为的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宜对行政的行为形式[lix]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认真梳理现实需求，聚力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范，以包容行政行为以及难以纳入行政行为的其他行政活动方式，扎实推进各领域、各层次、各阶段的行政法治建设。
即便是作为狭义的行政，也有多种多样的定义。最具代表性的积极说是这样定义行政的：行政，是指在法之下，受法的规制，现实中为了积极地实现国家目的而进行的，整体上具有统一性的、连续性的形成性国家活动。推动行政法典化有多种层次、多样形式。[xxxiii] 同前注[1]，杨建顺文。
在《行政处罚法》制定施行后，行政程序立法被提上日程，学界先后提出了《行政程序法》的体例结构，新的体例结构，立法建议、建议稿及其说明。[61] 有学者提出，我国行政法法典可选择采用《行政基本法典》的名称。
多样性、多元性、多层次性、多阶段性和滚动发展性，是科学的行政法学体系所必要的基础支撑。[liii] [日]田中二郎：《要说行政法》（新版），弘文堂1983年版，第3页。
唯有如此，行政法典化才能真正做到整合不同价值追求，兼顾多元利益，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等价值追求。多样性，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这是非常珍贵的。[li] 同前注[12]，南博方、杨建顺书，第4页。无论哪个领域的所谓法典化孤军深入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都会对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带来阻碍。而这两项任务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相当长时期的积累。[50] 梁凤云：《直接制定行政法典的时机已经成熟》，载《民主与法制周刊》2021年第33期，第42页。
《民法典》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民法典》的通过在几乎所有法学领域产生了、正在产生或者必将产生一定的再检视促进作用，这对于良法善治具有重要意义。[v]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由宪法统领下的7大部分构成——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主要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3个层次。
统一法典，不好立、不好改、不好用。其他表述仅限于直接引用的场合。
应当参照行政法学体系来确定健全的范围，而其先后顺序的安排则宜根据实际需要的紧迫程度来确定。至于各类法规范所涉及的国家规定[xvi]之类的制度、机制、程序和标准等的建立和完善，都需要跟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协同整合，使政府跟各方面的活动趋向统一与和谐，理顺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31] [法]菲利普·热斯塔茨､[法]克里斯托弗·雅曼：《作为一种法律渊源的学说———法国法学的历程》，朱明哲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10-115页。[xviii] 行政法是有关行政的法，其内容极为广泛。[xviii] 参见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150页。有的则是根据通常的理解，对法典化乃至行政法典化进行了通常意义上的定义，基本上是将编纂、统合于同一法典或统一法典作为法典化的唯一形态来理解的。
[43] 感谢韩国海洋大学法学博士､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金万红教授提供的有关韩国《行政基本法》的资料。[xxiv]在充分认识行政法典化之广泛性的基础上，需要将行政法典这个术语加以限定，以排除作为其终极形态的统一完整型法典，而指向作为某领域、某阶段或者某层次的法规范。
对于相关争议，能否容纳不同观点和主张，以及能否予以客观准确专业的回应，则是显示学术研究生态环境和水准的重要标尺。这种情形在德国也存在，例如，毛雷尔将行政组织置于第六编，其后只有第七编国家赔偿法。
所以，要扎实完成各个单行法律的制定完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建构完整系统的行政法学体系，以及在该体系之下扎实展开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法政策和法制度研究。[xv] 参见杨建顺：《中国行政规制的合理化》，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第90页、第95页。
行政法典化有助于行政法体系建设，有助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48] 截至2022年2月26日，在中国知网上输入主题词行政程序法进行搜索，显示有1374篇论文。[xxvi]推进行政法典化的法典编纂，强行将某法律部门排除在外或者归入其中，都可能引发一系列混乱。其实，在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诸国，行政法具有鲜明的成文法性，呈现为行政法规范体系之特征。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xxv]能否建构合理的法典结构来克服技术障碍，以及能否通过其他途径来克服非技术障碍，关系着行政法典化的得失成败。
其前提是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xxxi] 曾祥华：《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的现实条件分析》，《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120页。
倘若各领域各阶段各层次的相关法规范皆已制定完毕，至少大致制定完毕或曰基本制定完毕的话，并且各种各类法规范的立改废释并举机制基本建立完善了的话，那么，余下的工作就是编纂，虽然将是非常非常浩瀚的工作量，但或许统一完整的行政法典也就有了其可行性。[iii] 参见周新铭：《国外行政法典的编纂情况和动向》，载《法学杂志》198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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